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为解决全球治理出现的“无序”和“碎片化”难题，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宏大倡议，得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热烈响应，2017年5月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凸显了国际社会的欢迎和肯定。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可见“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中国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基本政策，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反映出“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中国和世界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双重意义。

一、“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向更加普惠、公平、包容的方向发展。

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入了新时期，突出表现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加剧，世界范围的政治极端化和民粹主义泛滥日趋严重。全球化的前景面临巨大的不确定因素，全球治理亟须必要的调整和改革，以适应世界力量平衡的变化。

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而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内在的资本与劳动矛盾，即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失衡持续激化。在唯资本马首是瞻的情况下，社会不公现象严重，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据美前财政部长劳伦斯估算，由于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美国最高收入1%的人需要每年支付1万亿美元的额外税收才有可能填平收入的极端不公平。特朗普的税改计划很可能加剧这一现象。

这些矛盾的积累和暴发，导致政治极端化，不少极右、排外、崇尚狭隘民族主义的西方政党纷纷走近政治中心，普通百姓与社会精英的对立加剧，社会治理结构撕裂。如今美国和西方国家出现的种种混乱或多或少与此有关。

二是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主导方，认为全球化偏离了“美国化”轨道，不愿继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开始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特朗普上台后把“美国第一”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美国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多有怨言，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巴黎协定》，意欲削减美国的联合国会费，成为现有国际体系名副其实的“修正主义者”、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最大变数。这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构成严峻挑战。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时代三部曲正在奏响“强起来”的第三乐章。“一带一路”倡议希望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促进中国与全球合作伙伴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为解决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难题给出了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

中国从自身发展的经验中深切体会到，发展是硬道理，所有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同时在发展基础上要解决好社会公平问题。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中国在G20和联合国范畴内极力推动发展议程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无论是联合国的2015千年发展目标（MDGs）还是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国都带头实践。事实上，中国的脱贫成绩占了联合国MDG脱贫目标的80%。

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新年致辞中说，“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这对全球的脱贫努力也是巨大的激励和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就是参与各方的共同发展、合作发展、平等发展，对于联合国SDG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落实的路径。

二、“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实现世界政治、经济的再平衡，为实现世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和强大动力。

全球化新时期需要新议程，正如英国前首相布朗所说，30年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几大支柱正在崩溃，尤其是不受管制的资本流动造成经济和金融的巨大不稳定，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阻碍了经济增长。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尚未成形。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蔓延为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排外的反移民思潮提供了土壤。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2017/2018年世界经济的预测是“不确定”和“混乱”，2018年经济会比2017年有所好转，但是风险增大，出现“危险的复苏”。事实是，在“美国第一”等短期思维和极端贪婪思想的支配下，这种情况很可能成为现实。特朗普减税政策的出台和美联储加息将加剧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这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依赖外国短期资金的国家来说，再次陷入债务和金融双重危机的风险极大。就欧洲而言，英国退欧谈判启动，但双方都缺乏明确的想法，前景不明。欧洲的风险还在于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等高债务国家，由于美国利率上升推动世界利率逐步恢复正常，其债务负担将加重，金融危机的阴影很可能再次笼罩这些国家。匈牙利和波兰等国的极端势力执政对欧盟则是另一种考验，其中经济和政治因素相互纠缠，难解难分。

“一带一路”倡议从世界经济层面看，其指导思想、推动经济再次腾飞的能力、实现经济联动和包容发展的内涵，填补了空白，创新了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的模式，为世界经济实现再平衡提供了有效渠道。在经济合作深化的基础上，也将为世界政治的再平衡创造条件。

亚欧大陆海陆双通道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许多国家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经济发展基础，一旦成为现实，将彻底改变欧亚大陆的地缘经济，为亚欧大陆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发展奠定扎实基础，进而为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腾飞提供推动力。

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过去10个年头，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角度分析，毋庸置疑，世界已经进入了“后美国时代”。这说的并非是美国的衰落，而是世界力量再平衡进程因非西方力量的上升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世界政治经济事务过去由美国一家或者由美国主导的七国集团（G7）说了算的时代结束了。如果一定要在历史上划条线，那么转折之年就是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

据IMF统计，这10年来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每年超过50%；如果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经济总量现在已经超过美国。当然，中国绝不会因此认为自己是世界经济的“老大”，中国与发达国家从人均GDP、科技发展水平等许多方面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需要我们冷静客观分析世界经济状况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增加的现实，继续一心一意谋发展，集中精力搞建设。

三、“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中国关于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全球治理新思想，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美好远景，同时也面临西方“文明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地缘政治的干扰和冲击。如何在战略层面进行有效沟通、稳步发展大国合作、消除文明冲突和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议程。

目前世界格局套用基辛格的话说，“当今的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四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指1648年欧洲缔结《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世界岛”或者“中心—边缘”世界格局的终结，地缘政治进入力量重新平衡的新时期。

当前国际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各种周期性矛盾集中爆发，世界正在经历时代变迁的“阵痛”。这是“一带一路”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

地缘政治的复杂敏感给大国关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美俄对抗有增无减，再次进入冷战的可能性增大；关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不绝于耳，哈佛教授Graham Allison的新著《战争命运注定——美中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就是典型。

大国关系紧张和发展方向不明，既影响世界和平，也阻碍经济发展，根本性问题在于世界在未来是必然发生文明冲突，还是能够实现文明融合，这两者之间的抉择。

以亨廷顿教授1993年关于文明冲突论的长篇著作为代表，西方主流思想一直以此为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把各种冲突都归咎于“文明冲突”。米尔海默斯教授《大国政治的悲剧》则进一步将此拓展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离岸平衡”的战略来遏制、对付新兴大国崛起。美国对外战略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最近特朗普政府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为“竞争者”进一步验证了美国对外战略的“零和思维”。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同时也不需要对号入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从文明交流和改善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具有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实现经济再平衡的作用，还将为消除大国猜忌和误解、减少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做出贡献。（作者为外交部前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前副主任何亚非）

（原标题：“一带一路”凸显 全球治理思想的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