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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在美国次贷风暴席卷全球后，人们发现，原本熟悉的世界经济面孔突然变得陌生起来，一些突破了供求关系框架的反常乃至诡异的
现象，如幽灵般在世界各地流窜。
油价，一个“升”字不足以形容，前面还要加上一个“飙”字，其复杂性让投资大鳄索罗斯都说“我会远离这个市场，因为它太诡异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市场”。
粮价，一涨再涨，而坐大米出口前位的泰国没有感到自己是最大受益方，“我们是世界粮食中心，却对粮价方面没什么影响力，我们进口昂贵的石油，却低廉地出售大米”。
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严重的次贷危机、美联储的大幅降息，这样一个“三连套”组合背景下，受伤最重的却不是美国。
而在华尔街，各大投行一边表情严肃地通报世界经济的高危性，一边通过投机开始一场面向全世界的强行“征税”……
在种种令人看不懂的“诡异”现象背后，人们不难发现：没有利他主义，猎取最弱小的猎物——这是自然法则在特定经济领域的折射。
癫狂：油价脱离理性
2008年第一个交易日，国际原油价格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关口，开创了三位数油价的历史纪录。
6月30日，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当天早盘的电子交易中，8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到每桶143.6 7美元。
然而，在油价飙涨的时期于6月召开八国集团财长会议，作为7月上旬日本洞爷湖八国峰会的预备会，却显示出与会各国对油价问题的看法仍存在重大分歧，甚而导致会议推迟了有关稳定原油市场行情的讨论。美方认为，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对原油需求的增加是导致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而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则认为投机资金进入原油市场是很重要的原因。
与美方观点相呼应，美国第一大投资银行高盛公司6月30日发表报告称，国际原油价格飙升的主要原因是供求失衡。
美国期货价格委员会披露的数据则显示，截至6月24日的一周里，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主要投机资金在原油期货市场上大量增持看涨仓位。
这样的数据暗合了部分欧洲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他们认为，投机行为是推动油价走高的一大“幕后黑手”。
欧佩克轮值主席哈利勒说，在美国去年夏天爆发次贷危机之前，国际原油市场处于比较平衡的状态，而次贷危机及美元持续贬值至少将油价每桶拉高了40美元，活跃的投机行为对抬高油价难辞其咎。他说，如果没有美元贬值等因素，国际市场油价应该在每桶70美元左右。
多种说法都在将矛头指向投机资金，那么不妨来看看对冲基金的状况。截至2007年6月底，国际上的对冲基金管理的资金达到2.5万亿美元。而少数10亿美元俱乐部掌握着全球对冲基金的绝大多数资产，比如全球372家对冲基金管理着达2万亿美元资产，占总资金的75%。而这些对冲基金中，有246家在美国，它们管理着1.5万亿美元资产。
次贷危机以来，美元快速贬值，这些对冲基金纷纷进入各类大宗商品市场，特别是石油市场，然后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各大投资银行率先以研究报告唱多石油，早些时候，高盛公司就向全世界抛出了油价会上升到200美元一桶的预言，随后国际油价就立即上涨起来。
有消息称，华尔街的玩家们在次贷危机爆发后，通过做多原油及大宗商品期货，获利估计高达5万亿美元。
最近一个时期，国际油价如过山车一样起落，由年初100美元一桶上升到133美元一桶，然后又从133美元一桶瞬间下降到121美元一桶，再上升逼近140美元一桶，而之后价格回落，接着又攀升至超过140美元一桶。有分析家认为，这是投机资金的“杰作”。
也有人认为投机行为不过是“替罪羊”，美英方面认为油价高企的原因是供应不足。
实际上，美国汽油产品消费的减少从去年7月份就已经开始了。耐人寻味的是，也就是从这个时间开始，世界原油期货价格开始了陡直上升的行情。即使是被指为拉动需求的主要力量的中国，石油需求量的年增长率也从10%下降到了6%。另外，在这段时间里，世界石油剩余产能已从几年前每天150万桶上升到每天300万桶。
日前，欧佩克回绝了增加原油供应的呼声。欧佩克称已“尽了全力”，他们认为，油价高企是因美元贬值、美国对伊朗施压等因素造成，市场并不存在供应短缺问题。因此，没有必要增产。
更令美英尴尬的是，6月22日，世界第一大产油国沙特表示，如果市场需要，将增加其原油产量，并将增加投资扩大其原油产能。继5月份将其原油日产量增加30万桶之后，沙特决定从7月份开始再增产20万桶，使其原油日产量达到9 70万桶。而沙特的这一举动并未使油价回落。
此外，近段时间，西方媒体多次报道有关以色列计划袭击伊朗的“流言”。美国前驻联合国代表约翰·博尔顿日前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采访时“预言”：以色列将在美国下任总统就职前对伊朗发动袭击。
哈利勒对此警告说，伊朗局势将对油价产生重要影响，西方与伊朗关系缓和及美元止跌是稳定油价的关键。如果今年夏天“针对伊朗的威胁增加”，油价会进一步攀升。若发生大的危机，导致伊朗石油生产停止，油价“可能会升至每桶200美元、300美元甚至400美元”。
扭曲：粮价非同寻常暴涨
高企的油价已经够让人吃不消，而对于那些把石油期货当作资本增值工具的玩家们来说，却意味着每天大笔的“石油红利”进账。而猛涨的粮价，则直接意味着普通民众的“口中食”日甚一日地趋紧。
最近一轮的粮食价格上涨，在期货市场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美国芝加哥，明年3月交割的小麦和糙米期货价格均跃升至历史最高水平，大豆期货价格创下34年新高，玉米价格也升至11年高点。
粮价持续快速上涨，也影响到美国，一些美国人开始调整饮食习惯。更多的人选择在家吃饭而不是到饭馆就餐，他们用土豆等价格较便宜的食物来代替大米或面包等。而对于贫困人口来说，粮价飞涨则意味着可能挨饿。但是，美国农业部世界农业展望局负责人杰里·班格排除了美国出现粮食短缺的可能性。的确，美国当局也许不必为此担心。
今年世界粮食危机的成因，在西方舆论界已近乎成教科书式语言：发展中国家粮食需求量增大、气候变化、耕地减少等等。而事实上，这些因素并不是突然存在的，何以引发粮价一轮又一轮的上涨行情？也许，有一些事实被国际舆论“忽略”了。
有学者认为，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食品巨头正在形成“粮食帝国”。美国大型食品公司首先控制了全美大部分粮食，而后获得国际影响力。
它们采用两大“法宝”操纵粮价：一是推行粮食自由贸易，美国政府对粮食生产予以高额补贴，因此粮价比一般国家低，食品公司想尽办法推动各国实现粮食自由贸易，以便顺利出口牟取利润；二是通过粮食援助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粮食援助是食品帝国常用的“毒品”：在诸多非洲国家，接受粮食援助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为美国生产香蕉、可可等经济作物，这些国家的粮食生产因此荒废，沦为附庸。
不仅如此，近年来，美国食品业的结盟，大大加强了其市场垄断力度。在北美，康纳格拉冷冻食品公司与杜邦公司，谷物巨头嘉吉与种子公司孟山都，诺华公司与粮油公司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已经形成了三个食物联合体，控制了北美的整条食物链，影响力扩张到全球。
例如，控制全球谷物与蔬菜种子23%到41%份额的孟山都公司，与谷物巨头嘉吉结盟后，如果农民需要贷款购买孟山都种子，就得去嘉吉旗下的埃尔斯沃思银行。无论粮价涨跌，它们都可旱涝保收：涨价会使粮食初级产品受益增加；跌价时食品加工贸易则可受惠。受粮食短缺之苦的，则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民。
2007年12月至2008年2月的3个月间，孟山都公司净收入1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收入5.43亿美元翻了一番多，利润几乎成倍增长。嘉吉公司也不甘落后，同期净收入从去年的5.53亿美元增至10.3亿美元，上涨8 6%。
此外，美国农田长期有1/3处于休耕状态，以便调节粮价。据日本《选择》月刊透露，去年美国有意将小麦产量减少到7000万吨，从而维持小麦价格高位。
不仅如此，前些年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波动与粮食价格的波动基本上呈现“油热粮冷”的局面，但近期，随着美元流动性过剩加剧，国际投机资本开始“兼顾”炒作石油和粮食，国际市场石油与粮食之间在价格波动上不再是“跷跷板”关系，相互的联动性日益强化。
据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报道，除投入数十亿美元购买小麦、玉米和大豆外，一些大型投资机构开始进行更加大胆和长期的博弈。它们认为全球粮食需求还会大幅增加，因此开始大量购买耕地、化肥、谷仓和运输设备。
报道说，通过购买耕地和部分农业设施，这些投资机构已经不再受规避风险的投机原则约束。谷仓的设立可以让这些投资者参与实际的粮食买卖，而不是与粮食挂钩的金融衍生品。在粮价攀升的时候，囤积居奇能够令其获利更多。如果世界各地的粮食价格高低不一，它们还可以把存货运往更有利可图的市场。
再者，欧美国家一再提及的“发展中国家对粮食的需求量增大”这一理由并不足以造成粮价的如此涨势。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生物能源计划。因此，联合国粮食署对欧美使用生物能源计划抨击力度最大，认为该计划是一个“有意识的谋杀”。
图片说明：越南一直被视为亚洲“雁行”队列的重要成员。
图片说明：这个年轻的市场经济国家第一次在国际经济动荡环境中处理自身经济危局。
贪婪：热钱在操控中“有序流窜”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国际间流窜的热钱，不仅参与炒高了油价、粮价、金价，甚至能够令一个国家经济突然兴旺起来，也能让其一夜之间突然冷却下去。
风云突变似乎只在倏忽之间，而历史又总是惊人的相似。
过去几年，越南一直被视为亚洲“雁行”队列的重要成员。从经济改革到政治革新，在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中，越南曝光率居高不下。
但最近，越南经济却正在遭遇高速通胀、货币贬值、股市崩盘、楼市暴跌等系列负面冲击。有专家担心越南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可能蔓延至其他东盟国家，甚至成为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从一般经济规律来看，并不是每一次蝴蝶扇动翅膀都足以引发风暴，即使引发风暴，也并不一定就是上次那一只蝴蝶。
话虽如此，但为什么最近两次全球性的金融动荡，受伤的总是亚洲经济体？难道应验了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称的：东南亚经济是一只“纸老虎”？
来看看越南发生了什么吧。该国股市2006~2007年连续两年暴涨后，市值曾从10多亿美元暴增至150亿美元；作为一个并不算富裕的发展中国家，越南的房地产市场却创造出令世界瞠目的资产价格，胡志明市滨城市场最高曾卖到17万美元/平方米……
有分析家认为，由于越南国民资本积累有限，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被认为主要是外来资本，热钱也充分享受到经济成长为其带来的暴利。而在此次危机中，前期介入的外来资本不仅从容脱身，还利用后期通胀恶化的局面，在外汇市场反手做空越南盾来放大利润。
越南改革开放至今已22个年头，这次是这个年轻的市场经济国家第一次在国际经济动荡环境中处理自身经济危局。
在动荡中，人们开始发现：一方面，高额外汇储备并不可靠。目前的高储备造成发展中国家财富向发达国家的转移，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后劲不足，便是下一轮危机的根源所在；另一方面，资本不可靠。资本是逐利的。从越南开始，全球性投机资本有可能暂时从新兴市场国家撤回，造成这些国家严重的金融风险。
图片说明:华尔街盛宴依旧。
狂欢：华尔街盛宴依旧
次级债危机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就在越南乃至全世界都为它头疼不已的时候，华尔街在上演什么呢？
美国次级住房贷款目前几成全球金融市场的“瘟神”，但它对于一些投资者来说，却意味着“宝藏”。
的确，谁也不会想到，美国次级债是全球最“暴利”行业，而其秘诀是做空。
美国有一家名为“LahdeCapital”的对冲基金通过大举做空的美国次级债，获得了1000%的惊人年收益率，使其成为有史以来全球表现最佳的基金之一。
事实上，一些对冲基金利用衍生品做空质量低下的美国住房贷款，取得了远超过200亿美元的利润。这样的“成功”正应了一句老话——“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卖空次级债可能是此次金融危机中最安全的投资方式。
华尔街金融机构因次级债总共亏损的500亿美元中，有很大一部分落入了少数精明机构投资者的口袋里。甚至有对冲基金专门成立专注于卖空商业房产按揭支持证券的基金。专家称，这种大举卖空的行为更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形势。
此外，美国的IPO(首次公开募股)市场似乎也不若人们想像的那样疲软。
2008年3月19日，VISA董事局主席兼CEO桑德斯敲响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开市铃，场内交易员对铃声回以波澜不惊的几声口哨和掌声后，便各自忙碌开来，仿佛这只是个普通交易日里的普通IPO。
然而本次VISA的IPO共募集资金高达179亿美元，不仅打破了美国过往的IPO纪录，还如神赐般拯救了深陷次贷危机的银行和投行们，给华尔街透入了一缕阳光。
VISA公开发行的股票规模为4.06亿股A类普通股，每股44美元，上市首日，股价最高达到每股69美元，当日以每股56.5美元报收，高于发行价28%。
此前在Visa决定上市时，西方媒体纷纷以“反常现象”、“豪赌”、“罕见”、“挑战”等词汇来形容。但事实上，投行们赌对了。其近6亿美元的上市费用由JP摩根、高盛领头的豪华承销团成员瓜分，包括美国银行、花旗银行、汇丰证券(美国)、美林、瑞银等12家华尔街投行。
据称，JP摩根在Visa的IPO中至少赚取了13.6亿美元，而美国银行赚得6.753亿美元，花旗集团赚得3.24亿美元，美国合众银行赚得2.987亿美元，富国银行赚得了2.95亿美元。
而几乎在同一时期，美联储出面，将身陷次贷危机、濒临破产的抵押贷款证券业务最大的“玩家”之一贝尔斯登推入了JP摩根的怀抱。似乎，华尔街上永远有兴奋点，永远不愁新故事。
图片说明：经历了次贷之痛的美国，也在重新调整自己，加强监管，挤出泡沫。
投机机构与美国政府的默契双簧
2008年的世界经济之所以可以用“诡异”二字来形容，是因为人们已经无法依据常规的经验和知识来解释这些现象，也无法依据规律性对未来进行判断和把握。然而，世界上并没有无缘无故发生的事，也许在当下无法透过时间的水晶球清晰地看到事件的本来面目，但还是可以尝试着回到问题的源头，看到事件发生背后的因素。
好消息、坏消息
从6月份开始，人们听到美国市场不断传来好消息：消费支出好于预期，零售额好于预期，核心通胀上涨好于预期，二手房销售开始上升，制造业指数好于预期，一季度GDP的增长率上调到0.9%，而二季度的预期也在0.9%到1.6 %之间……
数据组成的好消息表明，按照传统的衰退定义，美国经济在2008年并没有陷入衰退，而且有的经济学家还认为，次贷危机已经开始有见底迹象：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次贷造成的坏账接近1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将进入一个调整时期。而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期是将在今年年底触底，而是否会反弹，目前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也有坏消息传来：7月1日IMF表示，粮食和石油价格上涨可能“严重削弱”多达75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包括巴基斯坦和印尼。这是IMF首次对这场危机做出广泛的估计。八国集团(G8)财长会议发表的公报称：“高涨的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油价和粮食价格，对全球稳定增长构成严重挑战，对最为脆弱的国家造成严重影响，并可能加剧全球通胀压力。”
粮食和石油的价格依然在攀升：7月1日，大豆价格达到历史新高，石油期货价格盘中突破143美元。有分析家认为，这波19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通胀，令发达国家在控制通胀与经济增长之间为难，而令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面临风险，与之相伴的可能还包括政治上的不稳定，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纷纷因汽油价格上涨而引发大规模示威游行。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新兴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大大加强，但是面对海啸般席卷而来的通胀，这些国家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扩大燃油和粮食补贴，或者削减农产品进口关税。这些措施有可能减轻国民所受的影响，但要牺牲本就不多的财政资源。
浑水摸鱼者
原来最担心衰退的美国经济好于预期，而原本乐观的某些新兴经济体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
美国的问题本来是因次贷危机而引起，现在可以判断出华盛顿错误经济政策与华尔街的贪婪交织，共同酿制了“金融创新”标牌下的房地产大泡沫，当这个泡沫破裂的时候，美国的次级房贷贷款人、投行和金融机构承担了一部分后果，而那些买了美国次贷的欧洲、亚洲的金融机构则帮助美国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债务，仅欧洲各国银行购买的美国次级债就有4000亿美元。
目前全球范围的通胀根源何在？可以听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一种是华尔街和伦敦的声音，通过美国财长保尔森和高盛、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以及《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发出：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持续增长的对粮食、石油的需求，导致了粮价和油价的飙升。而另一种声音则来自新兴经济体、欧佩克：投机和炒作是价格非理性上涨的罪魁祸首。
这样针锋相对的判断使世界经济的种种诡异现象显得更加令人费解。是谁搅浑了世界经济的水、又在浑水中借机摸到了鱼？
可以试着回答一下“为何美国经济比预期的好”这个问题。这其中当然有美国刺激性的经济政策的作用，比如减税、降息，然而美国更为锋利的武器是美元，是其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霸权杠杆。美国2007年的GDP占世界总量的25 .7%，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决定美元升值或者贬值，美国可以任意抉择。因此，当它在面临自身严重的经济困难的时候，美国自然会选择也有能力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做法，任由美元贬值。这是一个返璞归真的简单道理。
粮价上涨拯救了美国农业
美元贬值对美国的好处在于：可以增加美国的制造业出口；还可以使美国债务大量缩水，有一种说法是美国“借而无债”，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为2.2万亿美元，而实际的债务只增长了2000万美元，债务就这样被美元贬值挥散掉了；美元贬值可以使美国的国外资产涨价，在国外的投资利润增长。
反过来，美元贬值使持有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财富缩水；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的强烈预期，使人们抛售美元，储蓄本币，大量游资也通过这一渠道进入这些国家；美元贬值、美国降息形成他国货币对美元的利差，使国际资本流入其他国家寻求获取利差形成的利润；油价、粮价、金属矿产资源的价格飙升的一个无法否认的原因也在于美元贬值，使以美元结算的商品价格上升。
在当今诡异的世界经济中，随处可见美元贬值的幽灵，在这滩浑水中华尔街获利颇丰。
“粮价上涨使美国受益匪浅。”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向《环球》杂志记者强调了这一点。美国“种粮食喂汽车”，每年生产出来的生物乙醇燃料不到300亿升，却消耗掉5%的粮食产量，间接导致了世界粮食价格的不稳定。但这对美国来说却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因为粮价上涨合乎美国的国家利益。
在历史上，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粮食出口国，而粮食市场一直呈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因此人们一直以来听到的是美国要求各国开放农产品市场，以便使美国的粮食可以倾销出去。但结果却一直没法与美国的理想合辙，而美国通过的新能源法案，使粮食可以转化为能源，进而打乱并改变了世界粮食市场的供需格局，由此美国农业成为了真正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美国加速发展生物能源的趋势目前看来是不可逆转的，美国政府在鼓励，甚至是执意发展生物能源，意味着美国将有更多的耕地、更多的粮食用于生产燃料，这必然会减少世界粮食的供给，进而会推动国际粮价的持续上涨。”李向阳说。
多年来，国际粮食市场形成了以库存为杠杆的市场调节功能，当库存减少到最低的时候，农民会增加粮食种植面积，投入更多的农业成本，使国际粮食产量回升，价格就会下降。但是美国作为世界粮食第一大出口国改变了传统的粮食供求——生产更多的粮食却是供给汽车的，当车的发动机与人的肚子开始抢粮食，而且越抢越多的时候，美国却在指责中国和印度的人吃肉太多了。
事实上，不少研究都表明，随着中国科技的进步，饲料转化率的提高和中国人食物的多样化，在过去20年，中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在降低。
此外，美国鼓励生物能源开发还隐藏着另一个难以察觉的危机——美国将逐步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目前，欧佩克之所以在油价高企的时期还不增加产量，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担心中长期的供给风险，就是说，他们考虑到了替代能源对他们可能形成的冲击，欧佩克国家认为替代能源将在未来使石油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世界将不再需要那么多石油。
英国《卫报》近日报道，世界银行一份未经公开的报告认为，从2002年2月到2008年2月，美国与欧盟大力开发生物燃料对粮价上涨的“贡献”最大，相当于推动粮价同期上涨75％。世行报告的这一结论与一些国家将粮食危机主因归咎未新兴市场经济体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的观点形成鲜明反差，在各方争论高粮价成因之时，世行的报告为还原世界粮食危机真相提供了佐证。
美元贬值和用玉米造乙醇，使国际粮价和油价发生了联动，华尔街不仅因粮价上涨获利也因油价飙升而弥补了次贷的损失——投行和石油公司获利颇丰。
石油价格崩盘，比次贷还可怕
美英一直否认投机因素是油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中银香港经济研究员应坚表示，英美认为基金及投机者的行为放大了市场敏感因素对油价的影响，并不能左右油价的走势，最基本的因素仍是供求关系。
但事实与他们的描述可谓大相径庭。“石油价格现在不是由供求决定的。目前全球每天的石油产出大于需求，而且今年的需求还将出现下降，”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认为，“供需关系不可能把油价推高到每桶140美元。”
李向阳说：“中国和印度今年以来的石油进口并没有大幅增加，而且全球经济增长率在放缓，无论如何都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支持油价达到每桶140美元。”
事实上，沙特阿拉伯宣布增产以及中国提高国内油价后，没有对国际油价产生多大的影响，油价继续上升。
关于油价上涨的诸多分析从去年持续到现在，美元贬值、新兴经济的需求增加、欧佩克拒绝增产和投机性因素的炒作，都曾被人列为油价上涨的原因。然而，油价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出现暴涨，最直接的原因只能是投机性因素。
实际上，自欧美等国实施原油战略储备开始，石油就已经被赋予资产保值及储藏功能。最近几年出现美元汇率与油价背道而驰现象，说明投资者已经把原油作为美元的对冲工具；退休基金等传统基金大量投资于商品指数基金，其实也是把以原油为主的商品作为抵御通胀的一种工具。因此，供求关系不再是决定油价的唯一因素，资金、信息、信心等市场因素都成为价格波动的依据。这种分析是具有说服力的。
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经济拖累世界经济减速，造成国际投资市场环境恶化，在房市和股市无利可图的国际资本不太可能闲置，为规避风险、赚取最大利润，进入期货市场，炒高油价，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投行是国际资本的最大持有者，如高盛的总资产超过3000亿美元。因为投行的投资性质，它也是投机行为的主体，投行是纽约和伦敦两大商品期货交易市场中的大玩家。2005年，一名英石油(BP)的顶级交易员拿到的报酬是160 0万美元；而巴克莱银行和瑞银(UBS)等都设立了自己的交易部门，并且从资历更老的摩根斯坦利和高盛那里挖走人才。有消息说，荷兰一行投资公司、美林证券公司都在积极扩大石油交易员队伍和资金投入。伦敦一家专门在能源期货领域里开展业务的猎头公司则披露，现在“一位优秀的中等水平交易员就能赚到100万到300万美元。而从前，只有顶级交易员才能拿到这个数。”
高盛会一次又一次预言石油价格上涨：5月15日，纽约商交所6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合约盘中报126.10美元。当天，高盛公司就再度发布报告，将今年下半年纽约平均油价的预期上调至141美元。而在油价刚刚突破120美元时，高盛的分析师穆尔蒂就抛出油价很可能在未来两年内冲击200美元的“高论”。更早的预言则是3年前，高盛预言油价将破百，也真“凑巧”就是在那时，美国的生物能源开发开始大发展。投行的预言，推着投机家向一个又一个的油价新高发起造势冲击，诱导市场发酵巨大泡沫。
高盛还有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高盛是美国养老基金的持有公司之一，和其他掌握美国养老基金的公司一样，高盛也将养老基金大量投资原油期货。且这种养老基金购买商品期货的持仓量没有任何限制，是不受到监督的。
于是，当人们听到作为美国财长的保尔森说：投机不是油价暴涨的主要因素的时候，背后的潜台词是“养老金是在期货市场处于高位的时候入市的，如果泡沫遽然破裂，价格突降，其结果比次贷还要严重。”中国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陈宝森对《环球》杂志阐明了油价与美国经济之间利益攸关。
保尔森是高盛走出来的，他对投行的运作再熟悉不过了。现在，他身为美国财长，面对飞涨的石油那么“从容不迫”，这做何解释呢？看来，他心里有底——投行的行为符合美国的治世利益。他在营造投行与美国的双赢。当然，是泡沫就必定会破裂。但只有当这场博弈走到油价上涨对美国的害处大于好处的时候，才可能是油价回落的时候。
搬起石头砸了谁的脚？
简单地把美国看成铁板一块过于笼统。实际上，有两个美国：一个是跨国巨头、华尔街投行、与石油资本纠缠在一起的政客的美国；而另一个美国则是美国中的“发展中国家”，那些本来买不起房子的次级贷款者，那些受次贷影响改变了生活方式的“中产阶级”，那些因为汽油涨价不堪重负的普通人。
美国的普通家庭现在已经深感油价上涨之苦，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由于次贷和通胀大大降低，这样长期下去，减税带来的刺激消费的作用将因油价上涨而冲销，必然影响到美国的消费。
油价的持续上涨将加大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危险。美联储也显然意识到这一点，在最近一次会议上，降息周期宣布结束，而经济学家普遍预期在8月美联储有可能开始加息，对抗通胀。
把美国经济的好消息和全球通胀加剧的坏消息放在一起，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美国的次贷危机发展已经进入开始从第二阶段转入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次贷危机爆发，问题逐渐暴露，恐慌心理蔓延；第二阶段，恐慌得到了遏制，人们开始对美国经济在今年年底出现反弹有了一点信心；而第三个阶段，美联储的首要目标将转向抑制通胀，开始加息，这就可能意味着美元升值，世界经济格局也就可能出现新的调整。
在次贷的第二个阶段，美国采取了美元贬值政策，搞乱粮价、油价，搞乱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节奏的浑水摸鱼的办法。事实上，大家都在为美国次贷埋单，除了直接购买了次级债产品的国家直接埋单之外，美元贬值还让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间接埋单。美国是一个经常账户逆差、民众负债消费的国家，这种负债反映到国家是逆差，反映到家庭就是借债消费，美元贬值使世界为美国家庭负债消费埋单。而现在，美国经济如果因通胀出现滞胀，看来似乎是美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但是，恐怕美国也许会搬起石头砸向别人的脚。如果美元开始升值，国际资本利用利差套利的空间将减小，新兴市场国家将面临热钱外逃的考验；美元升值，粮食和石油价格将出现回落，同样的问题是热钱将奔向哪里去，联系到投行们大肆“唱空”亚洲国家股市的同时，向印度等地调兵遣将，这些国家不能不对热钱高度警惕。
经历了次贷之痛的美国，也在重新调整自己，加强监管，挤出泡沫。美国历史上的每次创新总是伴随着监管落后于创新，产生漏洞，形成泡沫，然后是泡沫破裂，加强监管。而在每个利益关头，美国都在凭借金融手段的强势，潇洒地操控美元升贬，现在又要到美国需要重拾美元强势的时候了。
这一切是不是“阴谋”？人们还难以判断，因为危机和经济减速也是美国不愿意发生的，但是一旦危机发生，美国的一些投机机构总能根据自己的利益，转嫁危机。当然，人们也看到欧洲国家的联合，使欧元正在具有与美元抗衡的力量；而能源价格上涨，使资源国力量加强。“冷战”之后的世界似乎曾经是一个单边主义的世界，而现在越来越多地需要协商解决问题。多元化，什么时候，世界经济的电门不是掌握在美国一家手里？
图片说明:欧洲面临严峻挑战。
图片说明：欧元市场上反而出现了看似“异常”的大跌局面。
欧洲能扛住世界经济风险吗
7月3日，欧洲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至4.25%这个7年以来最高点，以应对当前4%的高通胀率。按理说，欧元会随着加息的政策实施而出现增值的行情，然而，当天没等行长特里谢解释完加息的原因，欧元市场上反而出现了看似“异常”的大跌局面。
出现这样的“反常”现象，原因是什么？是人们担心加息会把欧洲经济带入低谷，还是这次加息份量不够，无法遏止现在席卷全球的通胀走势？更令人疑惑的是，7月3日的这波行情，表明投资者选择了去“青睐”同样面临通胀压力而迟迟没有对之采取加息措施的美元资产。
次贷危机，欧洲“陷”得有多深？
欧洲经济从2004年开始步入一个稳健的经济恢复和增长时期，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美国房地产市场会爆发危机，欧洲很多大型金融机构被美国信用评级公司的信用评级蒙蔽了“识别风险”的眼睛，参与了次贷机构的融资业务，致使事后所遭遇的直接损失达952.8亿美元(据高盛2007年12月报告)，比美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受损规模(708.1亿美元)还要大。当然，由于欧洲银行业的优势在于现货的零售市场，而美国银行业则擅长于一级和衍生市场，所以，欧洲银行业在次贷风波中所受到的总损失(1640亿美元)要小于美国(2225亿美元)。
尽管如此，次贷风波的潜在风险依然很严重，没有暴露出来的风险，随时有可能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而被激化和放大，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央行不得不随同美联储一起持续积极注资“救市”的原因之一。
欧洲经济一体化启动后，加速了金融体系的建设，但是，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比例，与美国相比，还是缺乏内在平衡，较大地偏重间接金融。因此，欧洲的银行业一旦出现纰漏，就会影响到国内金融资源配置的效果，比如，欧洲银行业一旦处于保护自己运作的安全性，对动荡时期的贷款行为持有谨慎的姿态，那么企业即使有好的项目和合理的抵押资产，也得不到银行的贷款，不得不缩小投资规模，而不像在美国很容易找到其他的融资渠道，解决动荡期暂时贷款难的问题。
欧洲央行注意到自己的薄弱之处，积极救市，以免金融体系发展到瘫痪的局面。就目前看来，次贷风波给欧洲经济直接构成的威胁至少比对美国要小多了。
滞胀风险挑战单一货币政策目标
美国次贷危机彻底改变了原来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资环境，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它很容易将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扩展到生产要素市场的价格波动，从而间接影响到每一个开放经济的国家。由此带来的美元疲软的加剧、股票市场的巨大波动，刺激了大量投机资本进入了规模有限的工业要素市场，于是石油价格不断高企，工业原材料价格日益飞涨，这种突变不仅影响了这两年欧洲好不容易赢来的健康的基本面，也严重影响了欧洲投资者和消费群体还不够稳定的心理。
例如，德国6月IFO商业信心指数下跌至101.3，为2005年以来最低；德国Gfk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至3.9，也是两年多来最低水平。对正在东扩的欧盟而言，未来必将接受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至少今后增长的减速、就业的压力、贫富差距的恶化等问题，在通胀的环境下将变得越来越严重，从而会直接威胁到欧洲央行实行的只盯住通货膨胀的单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强调，不会像美联储以前的做法那样使加息成为一个长期的趋势，也是考虑到除了稳定通胀以外，还得要在目前这个非常时期，考虑经济是否会出现下滑。从这个意义上讲，滞胀的风险不仅给欧洲央行带来政策操作上的麻烦，更对欧洲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所以，这次宣布欧元加息，非但没有使它增值，反而因为加息所造成的负担越来越大而使它成为遏制通胀利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于是，市场很自然就抛弃了这个短期内收益上没有“将来性”的资产，而急不可待地去选择流动性好的美元资产。
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看到，在通胀攀升的压力面前，如果欧洲央行货币政策态度不强硬，继续延迟升息的话，就可能会出现欧洲央行所担心的“更坏的结果”，即欧元区通胀预期失控，进而引发新一轮“加薪潮”(这是欧洲区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这又将再次推高通胀，可能导致欧元区经济更受伤害。一旦欧元区经济复苏进程受阻，那么，欧盟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必将遭受更大挫折。
欧洲经济的抵抗力
尽管对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尚未做好充分准备，欧洲央行等决策部门确实感到摆脱危机困难重重，但是，经过这几年“欧元区一体化”的阵痛之后，欧元的流通刺激了欧洲区域内部贸易的自由化，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
德国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受益最为明显。此外，这几年德国推行养老、社保制度改革，重新激活就业市场，失业率大幅下降，并与中、东欧一起形成了强大的欧洲生产网络，这增强了欧洲经济发展的韧性，因此到目前为止，次贷危机对这个地区的影响比预期要小得多。
需要指出的是，欧盟持续的东扩，不仅带来了东欧地区廉价的劳动力供给，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因为大量闲置的劳动力进入了生产领域，直接分享到企业效益给他们带来的生活上的改善，这就扩大了欧洲内部的内需市场；另外，德国等老牌市场经济国家的技术优势也可以在东扩中充分体现出来。
因此，虽然欧元兑美元大幅升值，但并没有影响德国在东扩中的经济效益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市场的繁荣。在德国这种经济领头羊的带动下，欧洲经济整体表现还是比较好的。
另外，欧洲的发达国家还注重国际化战略，把产品推销到经济最活跃、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就是欧洲国际化战略的首选市场。欧洲国家的国际化战略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很好地分散了本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而且，由于欧洲对新兴市场出口的产品都是高附加价值的工业半成品，所以，欧元这一轮的增值反而是改善了欧元区出口国的交易条件，带来了收益的增长。
当然，贫富分化、地区差异、社会政治意识的背离等棘手的问题，在受到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会表面化和激烈化，欧洲一体化进程将面临很多新挑战。而且，原来已经得到解决或缓解的问题，比如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问题，又因为减税(刺激经济)和欧元的大幅升值而重新浮出水面。如何发挥欧盟东扩的规模优势，来克服全球高通胀和弱增长的共同挑战，这将决定欧洲经济体未来几年的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图片说明：日本面临的困局。
图片说明：日本正在释出种种信号——回归东亚仍是一个选项。
图片说明：日本回归东亚还是继续骑墙
日本：回归东亚还是继续骑墙
乔治·索罗斯曾多次大叫“狼来了”，结果都被证明是假警报。不过这一次，他说“事不过三”，狼真的来了。
在最近刚刚完成的新书《金融市场新典范》中，这位金融投机大鳄不但预言过去25年来已经形成的超级泡沫即将破灭，而且还特别“提醒”日本，“失去的十年”可能重演。
在美国财长保尔森拼命宣称次贷危机已近尾声的今天，索罗斯的言论又让日本嗅到了“广场协议”的腥风。
1985年，美欧联手发动那场战役，迫使日元大幅升值，抵消了日本经济的不可一世，从而将美国从80年代的衰退中解救了出来。
如今，次贷危机后美国金融机构急于回收资金，而日本金融体系又被“外国投资者”渗透并操控着。华盛顿是否会“和平”、“合法”地卷走日本市场的金融资本，去填堵那个巨大的风洞？
在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一位名为若杉孝昭的学者将日本的担忧比作二战后的恐惧，当时流言纷飞，传说美国大兵登陆日本将导致大规模的强奸和屠杀。
面对次贷危机影响下最近几个月日本景气动向的10个指标全部恶化，景气先行指数甚至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首次触及零水平，日本媒体也开始疾呼，“如果政府和央行不及时采取行动，那么日本有可能不再是‘一等经济’。”
调整东亚航向
日本有一个选择，即使是从“经验主义”出发，它也清楚东亚是一个避风良港。
上世纪90年代初，“广场协议”后的日本为了寻求一条生路，在老布什骂骂咧咧的强烈不满中全面恢复了对华经济关系，因此从美欧的联手重击下缓了一口气；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日本经济转向与中国合作才逐渐爬出了“失去的十年”。
而今，历史似乎又惊人地相似。作为美欧日三边中最为脆弱的一方，为了避免次贷危机后的“敞口风险”，五六月间，日本正在释出种种信号——回归东亚仍是一个选项。
5月6日至10日，胡锦涛主席展开了访问日本的“暖春之旅”，中日两国在签署“第四项政治文件”的前前后后，几条消息引人关注。
5月4日，中日韩3国和东盟10国财长一致同意，为落实“清迈倡议”多边机制，将至少出资800亿美元筹建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其中，中日韩3国分担80%，余下20%由东盟国家负担。
5月7日，胡主席访日的第二天，中石油与新日本石油在东京达成协议，宣布将首次成立合资公司，利用日本国内富余的炼油能力进行石油精炼。
日本共同社还做了注释，“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和发电行业对石油制品的需求迅速增长，而日本国内由于需求下降，炼油厂的生产能力处于过剩状态。”
舆论认为，仅就“炼油生产能力”而言，这段文字准确地描述了双方的合作潜力，而它的潜台词则在于，在整个经济结构层面，中日双方可以良性互补。
也有分析指出，此举是中日双方为解决东海油气田问题走出的“实质性一步”。
6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宣布，中日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在公布七个坐标点围成的共同开发区块之前，原则共识首先强调，“在实现划界前的过渡期间，在不损害双方法律立场的情况下进行合作。”
面临美国次贷危机后的生存问题，日本甚至发出这样一个信号：中日将来有可能在能源问题上逐渐发展成德法那种“煤钢联合体”；日本有可能更加积极地参与东北亚甚至东亚经济一体化。
这一信号同样传到了朝鲜半岛。在北京结束朝日关系正常化工作组会议后，6月13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町村信孝说，朝方将对“绑架问题”重新展开调查，并愿意就1970年日航“淀”号客机劫机者的引渡问题提供合作，而日本决定部分解除对朝经济制裁措施，包括允许“万景峰92”号客货轮等朝鲜船只停靠日本港口，不再劝告日本国民勿前往朝鲜，以及允许朝鲜包机入境等。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张琏瑰教授告诉《环球》杂志，实际上日本很清楚，朝鲜声称的对“绑架问题”重新调查并无实际意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于最近的朝鲜局势，《世界新闻报》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一个关键词——“东北亚经济圈”。显然，日本要保留这一选项，平壤无疑是另一个着力点。
日本这一轮对外政策的调整，与福田康夫的“内海说”颇有关联。
5月22日，在东京举行的“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议上，福田以“当太平洋成为‘内海’之日”为题发表演讲，就任以来首次全面阐述了对亚洲外交的基本方针。他呼吁环太平洋各国加强经济合作，将太平洋变成像地中海一样能够频繁进行人员及物资往来的“内海”。
在“内海说”的五项基本方针中，第一条就是“全力支持东盟在2015年前组建共同体的努力。日本将在今后30年努力帮助消除亚洲的差距。”
《读卖新闻》5月23日说，“新福田主义”包含了与亚洲国家加强关系的具体措施和强烈愿望。日本《外交论坛》月刊则在一篇题为《从东盟统一看东亚共同体走势》的文章中指出，尽管1990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构想遭遇挫折，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对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显示出了坚定的意志。
值得注意的是，福田所指的这个“内海”，并非美国倡导的APEC的“二次包装”。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它“连接了日本、中国、俄罗斯、美洲大陆、澳大利亚、东盟、印度直到中东。”
这其中，“美洲大陆”的措辞剥夺了“美国”单独露脸的机会，而“内海”要连接的“中东”，又覆盖了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地区。
有观察家认为，日本实际上是发出了这样一种讯息：愿意在承认“美国已经衰落”的基础上，与亚洲国家集体角力全球经济。
续订美国船票
然而，“内海说”本身又是一张“复合牌”，其最直白的体现就是福田提出的第二条基本方针：“把日美同盟作为亚太地区的共同财富加以强化。”
有评论认为，日本之所以表现出愿意回归东亚，是出于免遭“第二份广场协议”或者“第二次金融风暴”打击的经济考虑，是在生存压力下的暂时妥协，因为在美欧日三边中，日本经济最容易成为次贷危机的“泄洪点”。然而在政治上，对东亚一体化“口服心不服”的日本，仍然不想放弃“另一种选择”。
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将之比喻为“借船出海”——借美国之船驶向“政治大国”之海，确立日本在亚太区域的地位，同时，在安全领域强化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同盟和安全保障关系。
耐人寻味的是，日本首相将美国扔进了“美洲大陆”的集体照中，同时又把美国的核心战略地带中东纳入了环太平洋国家的合作范围，并没有遭到华盛顿的公开否定。
5月28日至29日，包括共同社、《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在内的日本各家媒体，开始集中炒作自卫队C-130H运输机将进入四川运送救灾物资，但是自卫队的最终成行方案，是“涟”号驱逐舰取代了C-13 0H运输机，抵达的是广东省湛江市而非中国内陆，时间是在6月24日——东海和朝鲜半岛方向传来积极信号之后。
福田提出“内海说”的8天之后，5月30日，第七届亚洲安全大会在新加坡开幕。与以往相同，美国国防部长在5月31日的发言中还是把焦点放在了中国身上。虽然盖茨没有像其前任那样在“理论层面”上叫嚣“中国威胁论”，但是关于中国军力增长问题，他依旧老调重弹。
由于会议主办方的刻意安排，在分成若干主题和会场的研讨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中将与盖茨并无“交集”，即使如此，中美两国军方领导人的“隔空对话”，仍被解读为“唇枪舌剑战狮城”。
美国《洛杉矶时报》说，马晓天在发言中对盖茨的讲话几乎进行了逐点反驳——“反对以一些国家的安全为代价，保障另一些国家的安全，包括扩大军事同盟的做法”，“建立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在世界一些地区开展相关反导合作，不利于维护战略平衡与稳定，不利于国家间互信和地区稳定”。
在一些媒体看来，尽管马晓天中将的讲话并非点名批评，但是反对扩大军事同盟、反对导弹防御系统的鲜明立场，不得不令与其同在一个会场的日本防卫大臣“对号入座”。
十天后的6月10日，日本海上保安厅一艘巡逻艇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与一艘台湾渔船相撞，导致该渔船沉没。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历劫归来的台湾“联合号”船长何鸿义与船员杨坤风、项彦豪6月14日在记者会上说：“‘联合号’是以时速12海里直行，从未偏离航线，根本不是日方所称的‘蛇行’，事实就是日舰从后头赶上，无缘无故地撞上了我们。”
6月30日，又有5名日本国会议员搭乘飞机前往钓鱼岛上空进行所谓“空中视察”，当天，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奉命约见日本驻华使馆官员，就此事提出抗议。
两边利益都能赚到极致？
一边是与中国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部分解除对朝鲜的制裁，一边又撞沉了中国台湾的渔船，在钓鱼岛方向不断挑事，福田最近的“共鸣外交”，显然有一点组合拳的味道。
其左右开弓的本质，依然是两边利益都想赚到极致的“骑墙主义”：预定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保护伞，可以最大限度地免遭经济袭击的灭顶之灾；搭载美日同盟的战船，可以最大限度地攫取政治、军事利益，同时遏制中国的崛起。所谓的“新福田主义”，至今还没有摆脱起始于小泉晚期、贯穿于安倍时代的“外交调整尝试”，仍在中美两边下注。
然而有史可鉴的是，无论是在“广场协议”的打击下，还是被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过后，在美国投机资本的眼里，美日同盟一钱不值。
如今，次贷危机仍未结束，在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对目前依然是世界“一等经济”的日本来说，最好的选择只能是真心实意地扎紧东亚经济的篱笆，同时将中日“第四项政治文件”的核心要义落在实处——“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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