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11月29日在“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发表题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面临新的下行压力以及新二元结构问题”的演讲。他表示，今年以来，中国GDP增速已连续三个季度保持在6.9%的水平，面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大部分预测机构都表现出了乐观情绪，IMF等国际机构已连续四次调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值。但中国经济仍将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也许在明年初或者一季度就能反映出来。

　　为何作出这个判断？他认为，本轮中国经济恢复增长的动力的三个主要来源。第一，近两年来国内刺激性政策的强力拉动，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巨额投资以及背后货币信用的大规模扩张。第二，全球经济的复苏增长、全球贸易也出现稳步回升，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外需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第三，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取得进步与发展。“电子科技、IT制造、互联网应用、电商等领域，我国已经当之无愧的成为全球的重要基地与集散中心。

　　这三个因素从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第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第二，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明年仍然值得看好。但是相比今年我国外贸双位数增长、基数已大幅抬高的现实，明年将难以保持更大的增长。第三，由于前期刺激性经济政策力度过大，货币信用出现巨额扩张，随之带来的不良反应也十分明显，易导致资产出现泡沫化，债务率快速上升，地方政府性债务积重难返，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快速膨胀，并积累大量新的风险。无效或者低质投资严重，经济结构出现新的失调现象，通胀压力上升等等，我认为不良的表现是这样一些方面。

　　他认为，有必要在乐观的气氛中保持清醒与冷静，未雨绸缪，预调、微调，提前做好相关的对策。

　　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必然有所调整，应控制过快、过多增长的货币信用扩张，但宏观调控的特点是，当经济出现下行压力时，推动刺激需假以时日，并非轻而易举，更不可能立竿见影。而一旦货币信用形成膨胀之势，并刺激经济出现扩张，连带产生结构比例出现新的失衡，此时控制起来更加困难，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阵痛。

　　事实上，我国多项经济指标已出现明显滑落，一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去年全年增长8%以上，而截至今年10月份已降到了增长7.3%，这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由上年全年增长18.7%降至增长10.9%，民间投资也出现持续减速现象。二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由上年全年增长11.3%至10月份已降至增长8.8%，增速持续下降，并低于双位数，这是多年来未有的。“其实我认为更重要的是M1，这是最现实、最敏感的流动性指标，2016年的增速最高时曾超过25%，全年增长了21.4%，到今年10月份已降为13%，增速下降更快，比M2要快得多”。

　　此外，房地产市场与去年相比也已发生重大变化，他认为，房地产市场还会进一步冷却。一些地区的投资项目也开始出现下马，最近议论比较多的是包头市的地铁项目被叫停。客观上看，靠无限举债大兴土木的确难以持续，这是逻辑的必然。

　　宏观政策应当怎样有效应对呢？于学军提出了“新二元经济结构”的概念。过去，我国将城乡发展的巨大鸿沟概括为“二元经济结构”。而在现有经济管理与运行中，明显存在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运行体系，两者在经营目标、运行规则、思维里面、所在领域、激励机制等诸多方面区别明显，甚至是根本不同。

　　在对待宏观管理上，国有经济由政府直接管理、控制，自然按照政府的指挥棒行事，其调控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行政性行为，而民营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企业生存发展为最高目标，又无政府资源可利用，所以多以市场竞争为其管理运作的核心要义，这样在中国实际上存在两种体制、两种运作模式的现象，一个遵循政府调控，一个遵循市场价值规律，并且在中国经济的建设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于学军认为，但彼此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一定阶段也可能出现不协调、不平衡等问题，甚至影响经济发展，并且这也是长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常常陷入一控就死、一放就乱怪圈的根本原因。这说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不够深入导致市场机制作用不足，缺乏自动调控弹性，而依靠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常常做不到市场自动出清，会演化为行政性干预，这就容易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老问题。

　　于学军表示，“我认为未来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进一步市场化，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及调控中的激励调节作用”。